我国历史上因为肾脏病去世的名人并不少。如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梁启超、北洋新军的创始人袁世凯、大艺术家徐悲鸿和知名作家史铁生就都在其列。
“末代皇帝”溥仪也是其一。
溥仪晚年的身体并不康健。1964年，他就开始出现了尿血的现象，之后病情越来越严重，最终被医生确诊为肾癌。
1967年，溥仪因肾病在北京去世，死时不过61岁。
据说，溥仪临死前面目狰狞，一直大喊“河车丸”。
果真有这事吗？“河车丸”又是什么？
从皇帝到平民
溥仪是大清帝国最后一位皇帝。他是在1924年11月5日的下午被驱逐出紫禁城，也是那一天被“永远废除皇帝尊号”。
那时的溥仪并没有做好当平民的准备，相反，他有复辟的梦想，并且因为这个“梦想”被日本人趁虚而入，相信他们能够帮助他重新坐上帝位，却反过来成为他们操纵的一个傀儡，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小的阻碍。
“天真”的溥仪也是在那个时候意识到自己落入了日本人的圈套。
等到1945年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，溥仪也迎来了人身上的解脱。
后来他还作为证人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，一定程度揭开了日本人想要掩盖的罪恶行径。
这也是溥仪企图“将功赎罪”的一个表现。
溥仪自知自己的罪责，起初就有过逃跑的心思。
但他在奉天机场被苏联红军当场抓获，后被关押在了苏联，受到了严密看管，自然只能歇了心思。
等到1950年被引渡回国后，溥仪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了劳动改造，一直到1959年国家颁布战犯特赦令，溥仪才作为第一批被特赦的人员恢复了人身自由，并且得到了新中国公民的身份。
新中国摒弃前嫌，对溥仪多有关心。为帮助溥仪适应公民生活，帮助其谋生，国家还特别安排他进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下属的植物园工作，让他“端起了铁饭碗”。
之后，考虑到他过去的身份、经历和特长，国家还对他的工作进行了适当的调整，让他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了资料专员，到中央文史馆当了馆员。
1962年，溥仪还经人介绍，结识了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，与她组建了新的家庭。
尽管更多人认为，溥仪是出于生活照顾上的需要才和李淑贤结婚，但他的确有自由选择配偶的权利，李淑贤也有。这点并不应该受到质疑。
患病却遭误诊
溥仪是在1962年5月的中旬，也即他与李淑贤结婚的两周后，开始有了轻微的尿血现象。
当时，他在李淑贤的陪同下到了人民医院求医，医生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，只是给他注射了维生素K止血。
比起西医，溥仪其实更相信中医。
因此，到人民医院“一天游”后，在溥仪的要求下，夫妻俩还去了海军医院找了一位老中医诊察，后者判定他这是“膀胱热”，给他开了三剂中药。溥仪喝完果然止住了血。
溥仪满心以为自己已经痊愈，但其实，两位医生都没有发现他的体内已经出现了癌细胞。
1963年一整年里，溥仪的身体都变得很是虚弱，常常发烧、感冒，就是因为他体内潜伏有癌细胞。
溥仪和李淑贤都没有往坏处想。这是因为溥仪虽然感冒、发烧的次数多了些，但他精神一直不错，1964年更是两次赴外地参观，到了西北和中原，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。
当时同去的还有李淑贤，更为年轻的她反而是精力不济的一方，在参观中常常掉队，为此她还几次夸赞溥仪身体比她好。
溥仪再次出现尿血的情况，就是在结束第二次参观回到北京后。
当时已经是1964年的8月底，溥仪说着：“离开几个月，还怪想的”，很快回到植物园上班。
但第二天他就突然反悔，告诉疑惑不已的李淑贤：“我又尿血了”。
李淑贤很快带着他去人民医院做了检查，医生诊断他患了“前列腺炎”，治疗方法依旧是注射维生素K止血。
显然，医生没有往癌症的方向考虑，没有给溥仪做尿培养，也就没能发现溥仪已经有了癌变。
两个月下来，溥仪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糟糕，11月时，他已经到了要住院的地步。
溥仪迎来治疗上的转机，避免被继续误诊，就是住院不久后。
当时，周总理要会见一个国家的贵宾，邀请溥仪出席陪同，就得知了溥仪住院的消息。
周总理对此十分重视，他认为尿血绝不是一般的疾病，应该请专家会诊，特别交代了全国政协秘书处的申伯纯秘书长，要他跟进这一件事情。
有周总理亲自过问，当天晚上，溥仪的病房就迎来了当时著名的泌尿科专家、外科专家和肿瘤科专家。
他们意识到溥仪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健康问题，却一时间没能发现病灶，只对他展开长时间的观察和会诊。
期间溥仪数次出院，又数次住院。
1965年3月，当他再度住进人民医院，这一次，医生透过膀胱镜观察，在他身上发现了两个疑似是恶性的乳头状小瘤子。
周总理得知后，立刻安排溥仪转院。溥仪也就住进了医疗条件更好的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。
在协和医院，溥仪接受了火疗手术，烧掉了两个膀胱瘤。
溥仪以为自己的健康问题得到了根治，很是高兴，还把做手术的这一天称作“难忘的日子”，很快就回到单位，高高兴兴地参加了文史专员的学习。
病重提起“河车丸”
事实证明，溥仪高兴得太早。出院不过10天，他竟再度出现尿血现象，不得不重新住院，接受新一轮全面检查。也是在这一次检查中，溥仪彻底查清了病源。
当时医生已经发现他患上了双侧肾脏性癌瘤，但为了不增加病人的精神负担，对他讲述病情时多有保留。
溥仪经历了一次摘除肿瘤手术，一次切除阑尾手术，第二次手术后甚至陷入了昏迷状态。
李淑贤后来描述为“口里不断吐出黑紫色的沫子”，“使他纠缠在深深的痛苦中”。其实，当时溥仪就是因为尿毒症并发，病情更加恶化。
在中央领导的过问下，很多名医赶来为溥仪治疗。
可惜的是，经历过多次放射治疗，溥仪依旧病势沉重，1966年的春节还是在医院中度过的。
西医的治疗并没有很明显的成效。溥仪对中医有兴趣，更倾向于中、西医结合治疗，1966年3月之后，还经常隔几天就去中医研究院肿瘤科诊治开方。
不过，溥仪的病情还是不断恶化，1967年10月，他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
当时溥仪心力衰竭，病弱不堪，已经失去了说话的力气。因此网传溥仪临死前大喊“河车丸”其实并没有依据。
溥仪当时并不具备大喊的条件，相反，他想要和妻子李淑贤，和医生等人沟通都必须借助写字。
一个2寸半长、2寸宽的小笔记本和一个3寸笔管就是他与外界沟通的唯二“法宝”。
至于“河车丸”一说，其实和溥仪病逝11天前，1967年10月6日，他给李淑贤写的一张便条有关。
溥仪通过留言的方式，言明自己感到气虚，要“小妹”李淑贤来医院的时候“千万把东西带来”，让他“今天晚上服用”。
不少人都认为这里提到的“东西”就是“河车丸”。
“河车丸”其实是一种传统中药，被认为可以“治疗脾肾双亏引起的消瘦等症”。在一些明代、清代宫廷的医案里都可以找到它的存在。
有记载显示，明代宫廷河车丸是以1具紫河车、37克人参和18克白茯苓、75克干山药为原料制作而成，成品为“如梧桐子大”的药丸，一般而言，需要每日服用1至2次，每次服用30至50丸。
在清代宫廷医案里，虽没有明确记载溥仪服用过河车丸，但和溥仪一样容易感冒，经常患肠胃病的光绪皇帝却有长期服用补脾、补肾中药的记录，如“补者若人参紫河车之类，应有尽有，可谓无法不备矣”。
想见，正是因为有皇室成员尤其是皇帝服用河车丸的先例，在溥仪患有肾病又经手术、放射治疗无果后，众人更倾向于他长期服用并依赖河车丸。
尤其是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曾提到自己因为太监、宫女照顾不当，早早就在身体上有了损伤。
当时尚在宫廷里的他更有可能服用河车丸等补药。
毕竟从中医的角度，这种药丸能够起到一定的舒缓和调理作用，在没有更有效的治疗方法的情况下，也只能“聊以慰藉”。
参考文献：
江天主编. 《清逊帝宣统 下》 2004
张问渠，张昱著. 《名老中医谈养生延寿》 2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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